5月7日至10日，重慶市黨政代表團奔赴廣東、上海、浙江，開啟了一場跨越千里的學習之旅。四天時間，數十個考察點，這不僅是一次例行的考察活動，更是重慶主動對標先進、尋求突破的戰略之舉。

廣東、上海、浙江三地，與重慶有著異常緊密的經貿往來。以浙江為例，目前，有35萬浙江人在重慶創辦了5萬戶市場主體，累計投資了6000億元，令人驚嘆。當下，面對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命題，重慶究竟要向東部三地學什么？怎么學？

向浙江學習：以數字化重塑產業生態

重慶作為制造業重鎮，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。傳統優勢產業規模雖大，但產業鏈協同不足、中小企業轉型乏力、數據價值釋放不充分等問題日益凸顯。全市超九成制造業企業為中小企業，面對數字化轉型的高成本和技術門檻，亟需找到切實可行的突破路徑。為打造“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”，重慶啟動了“產業大腦＋未來工廠”。

在“產業大腦＋未來工廠”建設方面，浙江正好為重慶樹立了榜樣。據公開資料，目前，浙江已建成96個細分行業產業大腦和52家未來工廠，形成了“數據驅動決策、智能優化生產、全鏈協同共生”的產業新生態。在杭州蕭山“中國視谷”，紫光恒越通過產業大腦精準匹配本地產業鏈資源，實現技術協同創新；橫店影視文化產業大腦將傳統影視制作效率提升40％；臺州仙居的“親農在線”讓傳統農業煥發數字活力，農戶增收3。32萬元。這些生動實踐證明，數字賦能不僅是技術變革，更是生產關系的重塑。

筆者認為，重慶學習浙江，關鍵要做到“三個深化”。一是深化政策引領，優化提升“揭榜掛帥”機制，對汽摩、電子信息等優勢產業給予專項補貼，鼓勵鏈主企業整合供應商數據資源。二是深化場景創新，將產業大腦從生產端向全鏈條延伸，在火鍋食材、柑橘等特色產業構建垂直產業大腦。三是深化數據融通，建立全市統一的產業數據倉，打通多部門數據，讓“沉睡”的工業數據成為決策資源。簡單說，既謀全域數字化轉型之“勢”，又攻細分場景落地之“實”。

向上海學習：以開放思維提升發展能級

重慶雖是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支點、“一帶一路”和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，但在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上，與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相比仍有不小差距。特別是在全球資源配置能力、國際規則對接水平、高端要素集聚程度等方面，重慶還需要大幅提升。

面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時代要求，重慶必須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，將區位優勢轉化為發展勝勢。

這方面，上海就是最好的老師。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上海在自貿試驗區建設、國際貿易規則對接、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。其成熟的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網絡和專業服務體系，為企業“走出去”提供了全方位支撐。上海始終以全球視野謀劃發展，以國際標準提升服務，這種開放思維和國際化運作能力，正是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所急需的。

筆者認為，重慶學習上海，重點要做好“三個協同“。一是在推動高水平開放格局上加強協同，共同探索陸海內外聯動、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路徑，在口岸合作、通關便利化等方面加強聯動。二是在構建海外綜合服務體系上更好互動，共同搭建海外投融資服務平臺、法律咨詢平臺，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一站式服務。三是在深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上相互賦能，推動兩地高校、科研院所開展聯合攻關，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共建產業園區。

向廣東學習：以協同思維完善產業體系

面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挑戰，單打獨斗難以形成足夠的競爭優勢。特別是在高端產業鏈環節薄弱、創新資源相對不足、市場化程度有待提升等方面，重慶需要通過與東部發達地區的深度協同，構建更加完善的產業體系。

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、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，其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和競爭力，值得重慶深入學習借鑒。

廣東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獨特的產業生態優勢。這里集聚了完整的產業鏈條、豐富的創新資源、活躍的市場主體，形成了”研發在灣區、制造在周邊“的產業分工格局。大灣區不僅在電子信息、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領域處于領先地位，還擁有強大的金融服務能力和國際貿易網絡。這種產業鏈、創新鏈、資金鏈、貿易鏈深度融合的發展模式，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了成功范例。

筆者認為，重慶學習廣東，要著力推進”三個對接“。一是積極爭取國家層面支持，加快建設連接大灣區與西部地區的高速鐵路網、航空網絡，實現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動。二是產業鏈條對接，鼓勵大灣區企業在重慶設立生產基地，形成”大灣區總部研發＋重慶制造配套“的產業分工格局。三是市場體系對接，利用大灣區的國際貿易網絡幫助重慶特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，同時支持大灣區優質品牌拓展西部市場。通過與廣東的戰略對接，重慶必將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更大作用。

記者 吳剛